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分论坛一：区域发展与湾区繁荣”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分论坛一：区域发展与湾区繁荣”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分论坛一：区域发展与湾区繁荣”

　　海发医药资不抵债,上海港华医药,圣方医药2022年12年10日，以“都市圈建设与湾区持续繁荣”为主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2022年年会顺利召开，清华规划设计研究院参与协办，并承办了分论坛一：区域发展与湾区繁荣，分论坛由广州市南沙区政协原副主席李刚主持。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群之一，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协同创新的改革实践方面，一直是全国区域发展的标杆。为全面学习和贯彻即将到来的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在新的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发展战略，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持续繁荣，经研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以“都市圈建设与湾区持续繁荣”为主题，召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2022年年会，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都市圈建设与湾区持续繁荣的机遇、使命和路径并探讨相关议题。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本次大会的协办单位，承办分论坛一: 区域发展与湾区繁荣。邀请到港澳及内地知名研究机构、国内协会组织、著名高校、顶尖设计单位等10位专家学者，围绕大湾区发展建设的规划领域进行学术探讨。

　　这次报告的内容是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去年香港推出了北部都会区的规划，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新的战略机遇。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推动，还是后续一些战略性的考虑，一个核心的目标是推动香港及其经济腹地（广东珠三角）实现要素便利化流动和规则对接。

　　中央之所以有这样的战略考虑，和香港所面临的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特别提到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除政治问题外，香港还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经济上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社会上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土地供应和房屋需求之间的矛盾。

　　首先是经济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看，香港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一个城市型经济，而香港的服务业主要呈现一个二元的特征，一个是金融、法律、会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是香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行业。这些行业产值很高，但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有限。以金融业为例，就业人口只占8%，却创造香港超过23%的生产总值。另一个是吸纳了大量中低收入就业人口的消费型服务业，包括零售、餐饮、旅游、酒店等。但这样的结构矛盾也十分突出。一个是高端的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而低端的服务业虽然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吸纳大量劳动力，但行业性质决定了这些行业提供的高收入的职位少。当大部分年轻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消费型服务业工作，结构性的矛盾就更为明显。出现“有工作没人做，有人没工作做”的情况。

　　其次，社会矛盾主要是住房的问题。房价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香港拥有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线%，未开发土地中由于产权和环境保育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能够用于开发的土地非常有限。因此，房屋的供应量大幅度减少。除了房价高，租金成本高也是一个问题。办公楼的租金成本过高，其实也抑制了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些新经济的发展。

　　2003年香港开放了内地旅客的香港自由行，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零售业增加了185%，但是同期的零售商铺的面积几乎没有增长。这样的一个供需差距导致香港的零售业态无法维持，社会矛盾激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国家决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考虑。为香港创造一个更大的腹地，通过这个办法来帮助香港来解决经济结构、土地、房屋等矛盾。

　　过去这个区域叫大珠三角，现在为什么改名叫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比肩全球另外三大湾区，希望我们这个湾区也能够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尤其是金融、科技等关键产业，处于一个核心的领导地位。二是突出粤港合作这个主线，强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规划发布后，重点推动了几个事情。一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例如高铁、大桥等等一系列设施；二是推动人、财、物、信息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和规则各项规则对接的问题，但目前来看实现大幅度开放对接仍有难度；三是为港澳青少年向上流动的提供空间。鼓励港澳青年去广东的城市创业、就业。但由于两边生活背景不同等问题，目前挑战较大。目前湾区存在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湾区里头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三种流通货币，因此涉及到跨境的流动时，挑战更大。

　　香港此次推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规划，我认为是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突破了大湾区传统的合作模式，传统模式中大湾区通常是用“引进来”的办法，鼓励港澳人、财、物进入内地。而北部都会区的做法实际上是反过来推动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要素“走进来”。通过引进大湾区这些城市的要素资源，落地香港北部都会区，对香港的发展以及大湾区的融合都具重大的战略性意义。对新界北的这个规划，虽然政府政策是最近一两年才刚刚推出的，但其实对政策研究已经开始了十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提出把它作为香港的第二个城市中心，类似香港浦东的这样一个概念，同时也把它作为香港和整个深圳和大湾区，作为珠三角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北部都会区的提出实际上突破传统的思维，它有三个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推动香港融入整个国家和大湾区的发展大局。第二，北部都会区将来会以科技创新产业为核心引导产业。“南金融、北创科”就是港岛的核心产业，科技产业未来会是新的都会中心就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产业，不仅是为香港增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也能够帮助国家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第三，将新界北发展成香港的第二个新中心，改变经济活动集中在维港两岸狭长地带的发展格局。

　　北部都会区现在是一个初步的规划，我们正在推动一个新的规划，是“一心两廊”的概念，就是以原有的河套为核心，把它变成一个十平方公里的大河套，作为整个科技发展的创新区。在这个区内做一些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在两侧发展深圳湾创客走廊和东部口岸走廊的概念。

　　在西部可以吸引前海和南山科技园来共同发展，形成深圳湾大桥两岸共同发展的一个局面。利用东部的罗湖、文景渡、莲塘、沙头角口岸形成东部口岸走廊，包括把罗湖口岸整个迁移到深圳一侧做一地两检。改造现有的沙头角中英街，形成一个新的商贸中心。

　　从中长期来看，现有沿着深圳河的这个边界是用铁丝网按军事化分割管理，未来随着北部都会的建设，和深圳融合成一个大都会区，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生态优美的都市观光河，以及沿河的滨河公路。综上，北部都会区的未来是非常美好的。

　　本研究分析选择了国内的三个湾区加上东京湾。国内湾区分别是京津冀、江浙沪与粤港澳湾区。选择这四大湾区主要处于对经济发展、区划和区位的考虑。从区划看，国内三个湾区都是由三个完整的行政区组成，东京湾的主要区域是一都三县，也是由完整的行政区域组成。从区位看，四者之间有相同的地方，都靠近海岸。渤海湾在中国的北海，长三角在东海，珠三角在南海，东京湾在太平洋的东京湾。因此这几个区域具有可比性，能够分析出问题。

　　从面积来看，国内三个湾区的面积差距不大，其中以京津冀面积最大，为21.6万平方公里，江浙沪与粤港澳也在20万上下。日本的东京湾面积则要小一些。从人口来看，江浙沪人口最多，粤港澳排第二位共1.34亿人，其中主要人口来自广东省。东京湾人口则只有0.37亿人。

　　从GDP的对比看，各湾区的差距较大。总体GDP上，京津冀发展较慢，江浙沪发展较快，粤港澳排在国内第二位，为15万亿级，日本的东京湾为11万亿。从人均GDP看，江浙沪仍是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地区，京津冀地区最低，粤港澳仍是第二位，人均GDP为1.77万美元。

　　主要比对国内各大经济区以及世界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我国的经济区人均GDP已经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各大经济区年代节点的比较可以看到，京津冀地区GDP在不断发展，但国内占比却在减少，江浙沪地区的GDP从长远来看，占比是在不断增加的。粤港澳地区从数据上看GDP占比在减少，但由于香港地区发展较早的原因，实际上粤港澳地区的GDP占比也是在增加的。

　　从世界各国的角度看，1980年以来，日本的GDP全球占比在不断下降，中国的GDP全球占比在不断上升，美国的GDP占比基本保持稳定。

　　各大湾区进入中国GDP百强市的数量对比看，京津冀共有6个，江浙沪共有22个，粤港澳共有12个。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量建设也直接关系地区的经济，从这项数据来看，京津冀共有14个，江浙沪55个，粤港澳64个。从这项数据看，粤港澳由于开放的早，开发区数量最多，因此市场经济发展是最快的。

　　中国创新主体前二十强城市得分排位情况，前二十中京津冀包含2个，江浙沪包含6个，粤港澳7个，因此粤港澳地区在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优势一，首都资源。首都资源主要包括科技资源和行政资源。科技资源是指各大科研机构科技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等大型研究机构均位于北京。行政资源指国家各个部委都位于北京。优势二，矿产资源。主要指河北省内，钢铁、煤炭、水泥、石油、盐等资源都较为富足。优势三，土地资源。河北沿海以及天津部分用地有40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都可以直接进行建设。

　　劣势一，开放理念与市场化的程度。京津冀地区有着和南方一样的海上交通资源，但经济相对落后，主要是因为理念与市场经济的进度不同。劣势二，城市群结构不合理。京津冀中只有北京的实力较强，天津与河北都存在较大短板。劣势三，未培育出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开发区数量少，体量小。

　　优势一，三地产业发达。工业农业都处于领先位置。优势二，大而强的城市群，拥有众多发达城市。优势三，富足江南人才多。

　　劣势一，环境压力大，江大湖多。对自然的保护导致一些产业无法发展。劣势二，产业同构竞争大于合作。优质产业多，经济结构相同，会造成负面竞争。劣势三，资源匮乏缺油煤少土地。

　　优势一，市场化和外向型程度高。粤港澳地区是世界制造业基地，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化率达到了74%。优势二，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国际贸易十分发达。优势三，澳门的特殊优势产业。澳门以旅游博彩商贸产业为主，具有特色优势。

　　劣势一，粤北经济落差。广东北部的发展速度较慢，相对较为落后。劣势二，香港产业的空心化。缺乏实体产业，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制约发展。劣势三，澳门人口土地受限。

　　优势一，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优势二，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优势三，总部经济突出。世界500强企业多达38家。优势四，初创企业多，活力高，大学初创企业占全国40%。

　　劣势一，一极集中。人口和产业都集中在东京湾。劣势二，面积受限。缺乏可用面积，很多工厂需要填海造田。

　　1、建设一个成功的大湾区，必须有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和领先世界的产业集群支撑。

　　2、对于大湾区中的超大城市，不宜过多人为的控制人口规模，不一定要迁都，更有效的手段是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创新”这个关键词，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深圳是最能代表创新驱动发展的城市，她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在深圳历史的演变中，不仅是创新贯穿了深圳4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而且创新发展与空间治理始终保持了一种相辅相成的独特关系，从规划师的角度来看，空间规划对于深圳的创新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回顾和讨论的话题。

　　深圳城市建设初创阶段，产业上以“三来一补”加工和出口贸易为主，产业空间形态主要呈现的是“马路经济”的特征，但这一阶段设立的蛇口、上步、八卦岭等集中工业区奠定了深圳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也成为了后续产业创新的土壤。

　　第二个阶段，深圳主动减缓了“三来一补”产业的发展，转向了“科技立市”的战略，并于1996年设立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一时期各种民营主导的工业园遍地开花，一些原来纯粹的加工业园区开始向商贸型的电子市场转型，比如华强北等。深圳在这期间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引导产业升级、向园区集中。另外1986版的深圳总体规划用极富弹性的带状组团结构适应了快速增长的产业空间需求，为产业转型升级预留福田中心区等重要的战略空间。

　　这一时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进出口加工贸易带来的巨大冲击，深圳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一方面通过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等鼓励市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外还陆续依托深圳高新科技园建设深圳虚拟大学园，并引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分院，为创新产业发展引入了知识和人才的动力。在空间供给方面，深圳通过划定全市基本生态线，主动制约建设用地无序蔓延，通过集约节约土地倒逼产业更新转型，进一步激发了产业园区自下而上自发更新，内向挖潜，涌现出华强北、车公庙、蛇口网谷等多元化的创新空间。另外通过出台《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和发展纲要》，推动了高新区、西丽等创新产业集聚区逐步成型。

　　2008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着力打造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促进制造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既引进创新型载体，又培育由内生的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土壤，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真正引导深圳从模仿创新走向源头创新，从关注创新产业转向了培育创新生态。城市建设与创新产业发展走向了更好的互动，空间规划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深圳市近期提出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的计划，随之布局了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并纳入到各类空间规划当中。

　　目前深圳全域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且圈层化梯度布局的创新空间体系，为营造雨林式的创新生态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另外创新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激发了深圳各类空间的转型发展，比如中心城区集聚了更多互联网金融、信息研发、科技型企业总部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各类适合创新人群的空间场景不断出现，外围的产业园区则向产城融合转变。另外深圳创新要素还依托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向都市圈外溢，部分头部企业的配套产业集群集聚在深莞惠边界地区，还有部分用地优越、风景好、交通便利的边缘地区形成科学城为代表的新兴知识高地，创新产业发展集聚而成新功能节点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的城镇空间网络。

　　第一，产业链、创新链和城镇功能相融合的创新空间网络正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模式、复杂的产业生态，以及制造业与科技创新的紧密关联，而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产业链和创新链相互融合共同与城镇功能网络形成了密切的关联，推动了区域创新空间的网络化发展。第二，多元化的创新载体支撑了丰富完整的区域创新生态。包括创新产业平台、众创空间、大学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区等各类创新载体承载了创新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共同形成复杂完整的区域创新生态。第三，创新空间体系具有圈层分布和轴带拓展的空间演化趋势。根据中规院深圳分院的研究，以福田街道为中心，15公里范围内主要以金融服务以及科技创新服务为主；15-30公里范围则主要分布先进制造（终端产品配套制造）企业；30-50公里范围以规模制造企业为主。另外以轨道为代表的区域高快速交通的完善加速了区域创新要素的流动与交换，激发了更多创新互动与合作的需求，部分“交通走廊”逐渐演变为创新要素集聚的“发展走廊”，如广深科创走廊、深莞中部的创新产业集聚带等等。

　　第一，更重视全生命周期的创新生态需求，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性企业具有差异化的空间需求，需要以具有多元、共生、进化等与雨林生态类似的创新生态环境才能满足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发展需求。第二，追求以人为本的高品质创新空间，虽然创新本身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模糊性，创新产业的萌芽也是很难精确预见和捕捉的，但是创新人群的空间需求是相对持续稳定的，只有满足了创新人群的需求，才能够真正的去培育适合创新产业发展的空间。第三，将创新引入生活，生活孵化创新。典型的如Living Lab这类全新的创新空间形态，在2～3平方公里的空间中塑造完全开放的创新生活实验室，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创新用户，可以利用智慧城市平台实时提供创新原型、测试反馈用户体验，力求将各类创新技术在线上线下的空间中予以整合，在真实的城市生活中孵化和迭代创新产品，提供综合性的城市解决方案。

　　回顾深圳创新产业发展和空间演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城市是创新产业发展最重要的载体，创新在城市中的集聚不仅改变了创新空间本身，也深刻影响了从区域、城市到街区、社区各种尺度的城市空间形态。空间治理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重要城市治理手段，深圳针对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创新空间需求，因势利导地调整空间规划和空间政策，对于培育和集聚创新产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圳以多样化的创新空间满足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需求，为创新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空间支持，有利于营造更丰富的城市创新生态，并带动了城市新区的发展和旧区的城市更新。深圳还立足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和城镇功能网络相融合的方式，引导创新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外溢，以跨界网络化的创新空间体系支撑了更具竞争力的区域创新网络。

　　当前正值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关键时期，空间规划不仅要适应创新的需求，更要主动变革去拥抱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这很难依靠单一类型或单一层次的空间规划，而需要规划体系的系统变革，需要规划师重视创新创业者的需求，认识创新活动的空间特征，更需要把创新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全方位地贯彻到各类空间规划当中，营造更加自由宽松，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城市空间，让创新弥漫在城市生活中，让城市成为最佳的创新试验场。

　　注：本报告部分研究结论来自中规院深圳分院参与的“天津2049城市战略专题研究”，课题主要参与人：吕晓蓓、张俊 孙文勇 樊德良 徐培祎，本报告吸收借鉴了中规院深圳分院的部分研究课题，在此感谢罗彦、孙婷、杜宁、邱凯付、徐雨漩等同事。

　　国际新城建设历经70多年出现四代新城，大部分新城基本已经走完了从卧城到综合功能完善的独立城市的完整发展脉络，在疏解大城市，解决多中心空间格局，TOD的建设和新城市主义践行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和提供有益经验。第四代新城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与我国的新区建设是在同一时期，这批国际新城在创新、智慧、低碳等先进的城市理念上也进行了大量实践。

　　国内新区经历四个阶段，在对国家意义、区域格局和批复规模、批复步伐等方面都发生着变化，珠三角地区来看，虽然有很多成功的新区建设，但纳入到国家新区的只有南沙，而这也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南沙于2001年设置开发区到目前已经发展建设二十余年，人口、建设用地、GDP各项指标都实现质的飞跃。这20年南沙产生了几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一是从地方港口转变为了国际港航枢纽。第二个是从地理几何中心转变为湾区流枢纽。第三是身份转变，2012年确定为国家新区，2016年确定为广州副中心，2019年确定为面向大湾区的协作平台。

　　对于南沙20年的全面回顾，需要以国家的视野的空间轴去看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评判，回到高质量发展的建设上去评价。

　　基于不同身份，建立全面评估维度，评估不同内涵——国家新区维度，大湾区平台维度，国家中心城市副中心维度。

　　第一是国家新区的时代使命。纵观国家新区发展四个阶段，规模和作用等都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新区的历史使命——国家门户、功能高端、区域核心、模式示范。第二是大湾区的平台内涵，重点评估平台政策、平台环境和平台活力。第三是副中心的中心职能，重点评估中心集聚性、中心通达性、中心安全性、中心服务能力和中心环境。

　　南沙与其他19个新区相比，取得了四大成就。一是粤港澳全面合作成就，制度开放，创新驱动，形成了粤港澳的门户枢纽。二是社会和人口发展成就，人口增速快，人口素质和收入高。三是产业和功能发展成就，以较短时间实现了政府即定方针与规划目标。四是空间拓展成就，后备土地资源缓置效应明显。

　　同时，南沙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外开放上，开放水平提升较慢。二是空间拓展上，分散式开发导致集中规模无法彰显。三是区域核心上，对湾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弱，GDP占区域比重增速慢。

　　作为全球著名的世界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一国两制三关贸区的独特性著称，而对于如何适应这种多元制度环境的独特性，是三个湾区平台的重要使命，其中平台政策尤其关键，是检验平台能否先行先试的最主要标准和抓手。从政策和制度上看，南沙8大国省级政策差距明显，在人才补贴、科研政策、服务标准、港航政策等与港澳协同存在堵点。

　　作为广州市副中心，南沙公共服务方面品质较高，能够起到中心的示范作用。但由于处在广州最南端，集聚性和通达性与副中心的地位是不匹配的。从大数据来看南沙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广州市内广州市外（西岸）广州市外（东岸）。其中广州市内联系强度仅高于从化区，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5，天河区的1/10。，对市域人口吸引能力较弱；其次是与对于广州市外的联系则是西岸强于东岸。西岸与佛山市和中山市联系较多，东岸则是东莞和深圳联系较多。

　　二十年间，南沙新区取得了许多成就，人民生活富裕富足，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人口集聚优于土地扩张，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建立。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开放水平提升较慢，空间拓展分散开发，区域辐射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在2022年6月振奋出台。提出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在科技创新、青年创业就业、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都有明确要求。

　　基于全球四大湾区竞合趋势看南沙，粤港澳大湾区规模体量大，技术创新和开放枢纽具有突出优势，湾区内形成的若干国际化功能区对大湾区成长起到决定作用。南沙之于粤港澳大湾区价值在于“中国市场“+”国际规则”的双链接。一方面利用港澳的国际规则优势，嵌入全球网络，实现国际企业和人才引进来，避免脱钩。另一方面利用规模最大的中国市场优势，链接湾区与内地，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人的角度，实现港澳人民共同家园，加强港澳和内地人才流动。从功能的角度，实现以创新港行等嵌入型价值高地。从制度的角度，要缝合体制，形成中国式空间治理模式。

　　随着湾区领军城市的地位不断变化，对港对澳的两个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香港不弱化自身地位的同时，强化中央治权与服务国家大局，真正进入双向阶段。港澳人民共同家园的建设，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分析。

　　看大势：国际人才流动特点。“科创平台”是国际人才最重要引流容器，旧金山和纽约等主要湾区外籍人才占比超过40%，这方面是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探索的，尤其是科技创新是南沙等湾区平台发展的第一要义。

　　看历史：港澳人口特点及流动特点。一方面，近10年港澳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就业人口不断向金融科技教育等相关产业集中，产业空心化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香港居民持续流出，以海外移民为主；在粤港人近十年缓步增长至50多万人左右。

　　看根源：港澳人民文化认同根源。粤港澳同宗同源，同属岭南文化区，构成湾区文化认同的根本底色，民族相同、来源相同、语言相通、饮食相近，妈祖信仰由莆田传入，成为湾区民间主流信仰之一。

　　看现状：粤港澳家园社区成效。在口岸周边集聚形成特色港澳社区众多，如水围社区（福田口岸）、渔邨社区（罗湖口岸）、前河社区（拱北口岸）等，这些社区在吸引港人、澳人居住、消费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表现为“更本真、更便民、更融合”的特点。

　　宜业：国际及港澳人才大湾区科创中心。支撑科研平台、孵化器和初创高科技企业，打造国内外优秀人才集中的大湾区科创中心，通过配套完备的人才等政策，吸引来自内地、港澳、国际的科创人才就业。

　　宜居：港澳国际人才社区。建设适宜规模、便捷交通区位、适中的建设密度、优质公共空间、功能高度混合、高质量且高性价比的生活社区。

　　宜享：与港澳体系相衔接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切实回应港澳同胞教育、医疗、养老诉求，构建与港澳体系相衔接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宜乐：促进交往融合的空间范式。营造丰富的交往空间，多元人群无界交流，碰撞知识火花。

　　回望过去，南沙人敢为人先，二十年间谱写了激荡人心的时代华章。展望未来，南沙新区阔步前行，续写时代荣光。要充分认识南沙价值，即中国市场与国际规则的双链接。从人的角度，建设港澳人民共同家园；从功能角度，建设大湾区嵌入型价值高地；从制度角度，实现中国式空间治理模式，推动南沙不断向前。

　　以上四个报告在安排上非常有特色，来自中国开发区协会的张召堂会长站在全国层面，从更宏观更全局的视角对粤港澳等四个湾区进行比较和分析；来自香港的方舟总监通过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从香港视角来探讨粤港合作的新战略机遇；来自中规院的吕晓蓓院长以深圳为例，介绍了创新空间的演化和规划应对实践；来自同衡规划院的尚嫣然主任则结合深化面向世界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战略要求和同衡实践，提出了南沙国家级新区的新使命。4个报告都十分精彩，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词。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提出到2035年，将建成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级城市群，他们将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成为在国家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区域经济体。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近两年陆续发布的前海、横琴以及南沙的总体方案中里，也都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在前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和东京、旧金山和纽约等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不但在规模和体量上具有优势，同时在技术创新和开放枢纽的建设方面，也已经有了比较突出的优势。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双循环的新发展要求之下，湾区需要加快推进作为内外循环链接纽带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平台建设，全面提升湾区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化职能。

　　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是二十大报告里非常关键的内容。湾区面向未来发展，需要通过创新引领来推动产业转型，构建一个领先世界的产业集群。湾区基于“三来一补”生长起来的制造业是很强的，但是短板是源头创新。香港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深圳、广州等城市也都在积极引进大科学装置、高水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源头创新资源，并通过整个创新链条、创新生态圈的构建，不断完善创新产业体系。

　　创新雨林生态圈的建设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创新空间网络体系，需要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空间需求下。同一类型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空间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创新空间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去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创新空间体系来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需求，这点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当然，对于创新来讲，创新人才的引进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关注以人为本的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注重多元包容的文化建设，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助力湾区创新转型。

　　中国区域发展和城镇化格局构建已经进入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二十大报告里也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我们需要在全国层面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大格局，以粤港澳等三大湾区的主要城市化地区作为发展优势地区，引领和带动区域整体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要推动湾区的统筹协调发展，需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既要推动存量地区的转型升级，也需要谋划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香港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响应国家战略大局、对接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空间新载体。一方面可以解决香港原有建成区土地短缺的问题，在新区域里谋求一些新的发展空间，植入新的产业，另一方面也为人群提供更多的高品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中所选择的新发展空间，都和深圳有非常密切的空间联系，希望能够吸引内地要素资源落地，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南沙新区是面向世界、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重大战略性平台。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开放门户枢纽共建和金融互联互通实现等新功能的嵌入，助力南沙进一步链接到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合作通道网络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更关注人的需求，积极建设粤港澳人民的共同家园，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和以人为本的高品质空间，吸引包括港澳在内的国内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南沙，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南沙创新创业。

　　同时，两个新区也都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粤港澳的制度衔接和对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湾区的全面合作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最后总结一下，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通过更宽广的视野，面向世界、开放合作、创新转型，共建美好生活圈和产业圈，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走向共同繁荣发展！

　　我国早已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从规划角度看，健康的城市和社区需要关注健康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成为落实建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空间抓手。

　　社区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从舒适的邻里可步行性、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良好的绿化和水系环境（既蓝绿空间）三个方面对居民健康水平产生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的蓝色空间对环境和健康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减少人类开发建设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减缓心理压力，促进体力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增进社会交往。

　　天然水体和通过人工规划设计的水体，都可以作为促进健康的蓝色空间。蓝色空间是有潜在价值的公共卫生资产，能减少与城市化相关的健康风险；作为疗愈景观，有社会生态健康、治愈功能，能改善居民健康。

　　通过对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科学和医学等领域过去近20年的文献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4方面：

　　蓝色空间一般通过特征、视角、体验三个方面维度来衡量。特征维度从邻近蓝色空间、蓝色空间特征和参观特征入手，视角维度包括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体验维度是指主观测度和客观测度。

　　蓝色空间可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行为活动。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上，以滨海城市与内陆远离水域城市的冠心病患者为例，海边城市患者的血压偏低。在健康行为上，滨水空间会使人更愿意进行体力活动，改善久坐行为。

　　（3）蓝色空间与健康状况的“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影响路径与机制

　　第一个路径是减少环境危害暴露，大面积水域能够防尘降噪、调节气候、减少光污染。第二个路径是恢复力路径，可以降低精神的压力，修复涣散的注意力。第三个路径是建设力路径，促进人的体力活动，增进社会交往。

　　多项研究表明，水环境对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健康有着更加积极显著的作用，水体的比重与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关联性更强。

　　水环境对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影响会更强。以500米缓冲区内蓝色空间可达性对比，能够有效影响低教育水平人群的自评抑郁状况。

　　蓝色空间对不同人群的身心健康的影响重点在环境应激源、恢复力路径和建设力路径三方面，具体为减少环境危害暴露、缓解心理压力、促进体力活动（健身时长）和社会交往四条影响路径。人口学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起调节作用，对不同人群的健康效应存在差别。

　　今天与大家分享关于老年人的研究。选取广州20个不同类型的社区，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法，对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受访老人做深度访谈。以常住广州六个月以上的老年人为对象发放966份问卷。

　　数据来源包括问卷访谈、街景地图、遥感影像、环境污染数据等。选定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倾向值的匹配法为研究方法。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为调节和控制的变量，蓝色空间暴露为中间变量。通过邻里影响路径探讨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归一化水指数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心理健康方面，亲水性、人均水域面积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环境污染和社会交往发挥部分中间效应。

　　最近水体距离和亲水性对75岁以上老人群体的影响更显著，并对身体健康有中介作用。人均水域面积对60到75岁老年人群体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人均水域面积和归一化水指数影响不同性别群体，可减少老年人心理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部分中间效应。人均水域面积对应男性老年人，归一化水指数对应女性老年人。

　　人均水域面积影响不同收入老年人群体的健康。人均水域面积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都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但对中高收入老年人来说，在通过减少环境污染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只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合理优化水系布局。科学合理布局水系；提高水环境的综合服务能力，增强蓝色空间的连续性；优化蓝色空间景观设计，减少亲水的物质壁垒，增强可达性。

　　按社区类型规划周围蓝色空间的重点。如保障房、偏远的农村社区注重社区内外水环境质量、规模和建设等；人口和建设密度比较大用地紧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重点强调微观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

　　建立促进健康的交通体系，重点改善慢行系统，增加老年人的滨水可达性。利用滨水步行道串联老年服务中心、社区公园、景观绿道和其他服务设施，为老年人创造便利的滨水步行环境。

　　增强为老设施与蓝色空间的关联。适当在河流湖泊等蓝色空间的周边布局为老设施，在为老设施内部增加滨水景观小品设计等。

　　通过蓝色空间促进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在邻水区域设立各类兴趣互助团体、志愿服务，完善蓝色空间设施，推行社区活动和康乐性活动，鼓励老年人参与。

　　通过蓝色空间促进老年人的社区交往。以亲水或水文化为主题，开展加强邻里关系和代际共融计划，实现交流和自我价值。通过中介路径的效应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1] 陈玉洁，袁媛*，刘晔. 城市水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与启示——基于CiteSpace的计量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22, 已录用.

　　从区位条件看，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成为亚州沿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全球人口排名前20的国家有一半位于亚洲沿海地区，且多数国家人口仍呈较快增长态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消费市场等。随着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亚洲沿海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且具有南下西移的趋势。

　　从发展基础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出具规模。在经济总量、发展质量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球排名第八、第九位的国家相当。并且区域内行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产业协调度高。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态势明显，不断催生出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从发展潜力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也是智力密集区和人才集聚高地，劳动力综合素质高，国际化高端人才储备丰富；对全球功能性机构和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强，对全球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如，2020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有21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是除北京外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深圳、广州经济发展远高于其他城市，澳门-珠海综合实力较弱，极点带动作用亟待提升。东西岸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过去20年珠江口东岸与西岸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2.92倍扩大到4.19倍，且有继续拉大趋势。

　　整体缺水，人均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区域人均常年水资源量只有807立方米，按照国际标准属重度缺水地区。部分城市缺水严重。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路面硬化以及气候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供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州、中山、东莞、深圳、佛山等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60%，存在超载风险。在缺水年份中，临近出海口的城市取水口因海水倒灌不能使用，影响城市供水。

　　土地资源紧张，人地矛盾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多数城市的开发已经超过30%，部分地区已经达到50%以上。未来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从生产型向发展性转变，对公园绿地等宜居生活空间的追求将愈加强烈，人地矛盾也将进一步凸显。

　　以深圳为例，虽然引入很多国内国际高等学校，但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还比较缺乏，一定程度上削弱城市吸引力，也是阻碍高层次人才举家迁移的严重短板。

　　大湾区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人口增长比较快的地方。未来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人地关系、人与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会进一步加大，地区综合承载能力也将日趋紧张。

　　大湾区的规模成本和规模收益之间的差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人口和资源的集聚必然会带来规模收益，但规模成本也将增加。城市扩大，经济产生集聚效益，同时带来房价过高、交通堵塞及环境污染等规模成本。规模收益可以看作是不变的，但规模成本具有敏感性。在面对环境污染、交通堵塞问题时，高收入人群敏感性比较高，低收入人群敏感性比较低。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选择能够改善现有承载状态的策略。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地，也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引领区。按照供需双向调控的策略，合理引导开发利用活动、优化资源配置，不断减缓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压力、提高城市系统的综合承载能力、协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综合承载状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通过分析资源配置背后的多学科理论依据，包括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组织理论，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新空间经济学等，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承载能力与自然资源价值提升的总体策略。

　　一是，优化自然资源配置。主要是做强中心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作为支撑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战略支点；缩短边缘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实现均衡发展和区域的共同富裕；打破地域分割，破除影响形成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统筹资源配置；彰显空间异质性，提高国土空间品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例如，在生活空间营造上，注重提升地方品质，提升人居环境的宜居性，吸引人才，增强地方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倡导包容、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协调各群体利益，提升社会和谐度。

　　二是，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因地制宜提出对策。包括自然资源配置与使用制度、资源收益与分配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等。

　　三是，探索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新路径通过实施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实现修复受损国土空间、治理环境污染、盘活和高效利用资源、优化空间结构、提高人居环境的宜居性、支持和培育特色产业等目的；提升国土空间的韧性、效率、品质，系统推进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乡村振兴、城乡综合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清华同衡是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的副会长单位，重点参与双碳专委会、流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专委会等。和一些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共同探索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探索盘活存量、增加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供给的新路径，服务大湾区的自然资源价值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繁荣。后期也希望和五区内其他企业或事业单位、学校、科研机构共同探索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的路径。

　　第一，社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是有非常大的本质区别的，从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发展，是社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

　　第二，发展民族文化。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了大量的国家战略，这些国家战略可以说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首先就要发展民族文化，因为我们的民族复兴是不可能走霸权道路的，一定是走文化引领的道路。过去五千年文明主要是陆地文明，必须要走向海洋文明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引领世界发展。

　　第三，引领世界发展的抓手。科技能够富民，能够强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已经充分认证了这一点。但是，光靠科技不能引领世界发展，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建国之后，主席提出来要赶英超美，而不是赶德超日。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英美直到今天还处于世界的引领地位，德日起不到引领世界发展的作用。英美之所以能引领世界发展，关键在于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他们一直要维护他们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已经越来越多的不再适应现在和未来世界发展的需求了，我们要提供中国解决方案。要引领世界发展，世界的交往语言一个是海洋文明，一个就是法治文明，因此，大湾区必须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四，产能的转型升级。以深圳为例，陆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原了。怎么从高原再形成新的高峰？深圳过去四十年靠科技发展取得了红利，未来30年，到第二个一百年怎么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都可以通过将陆地产能优势向海平移、向海发展来实现。因为陆地产业往往早已经是红海了，竞争很激烈，但是海洋领域还是个蓝海，有很大的机会。

　　第五，物资融通的大通道。世界正在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门到门的贸易呼唤门到门的运输，而这些都离不以海洋运输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

　　改革开放四十年，主要还是以开放促改革，或者说促动改革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开放。但是，开放引进来的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在这方面，西方是长板，我们是短板。因此，靠引进西方的长版来实现民族复兴，逻辑是有问题的，一定要发挥我们的长板。我们的长板就是经过了逾百年伟大社会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社会主义，首当其冲应就是示范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制度创新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跟国外其他的湾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政治任务或者历史使命是引领民族复兴，其他湾区没有要引领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不仅仅是为了香港自身的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香港发展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是欧洲世纪，成就了伦敦引领世界发展；二十世纪是美洲世纪，成就了纽约引领世界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世纪，一定会成就一个亚洲的地区引领世界发展。这个历史任务当仁不让也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肩上。

　　粤港澳大湾区能否赢得这场亚洲的世纪竞争、实现引领世界发展，香港是重中之重。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除了为香港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国家的发展也会有非常大的助力。不仅解决香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国家未来通过香港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大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洋事业的核心是为国家争取海洋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发展主导权。依靠法律制度创新获得话语权，依靠法律制度创新来集聚全球海洋资源于粤港澳大湾区获得定价权，依靠海洋金融和海洋科技获得发展主导权。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船舶、海上设施、智慧集装箱、“一带一路”单证、智慧渔业等几个方面开展海洋产权法律制度创新，进行先行先试。从而通过法律制度创新，运用法律杠杆来撬动新的经济板块。

　　船舶法律制度创新可以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一船两港”国际登记制度创新，打造世界最大的海洋金融港口城市，为海洋金融发展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船舶金融租赁权法律制度创新，为船舶金融租赁产业发展提供量身定做的制度保障；三是船舶优先共有权法律制度创新，把共享经济模式引进船舶领域。

　　海上设施法律制度创新包括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海上浮式光伏、海上浮式风电、海上绿电制氢工厂、海上浮岛、海上养殖工船等物权法律制度创新。这些新兴业态都需要重资产投入，需要为他们量身定做法律制度以保障融资便利。

　　智慧集装箱不能停留在科技创新层面，而要全面开展法律制度创新，从而为智慧集装箱在第三次贸易革命时代成为新型载运工具提供法律基础，才能为其未来广泛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可能。粤港澳大湾区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就是通过智慧集装箱法律制度创新，打造世界最大的智慧集装箱港口。政府应该去推动这一创新和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单证法律制度创新，特别是全程提单的法律制度创新，可以集聚全球的运输单证贸易到大湾区来进行交易和结算，从而获得定价权。

　　智慧渔业法律制度创新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实现渔村振兴，还可以造福世界其他国家的渔民，助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和交流的日益频密，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城市群也不单是一群城市，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流动问题已经成为空间格局与网络结构研究的重要对象。在珠三角城市群内部，通过各种各样的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技术流等方式来实现人员交往、物质交换、经济交流、信息交互以及技术交易等，城市也成为区域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流空间也逐步成为城市间联系的重要表达方式。学界已对交通流、人流、信息流、知识流等开展了广泛研究，如交通流可以分为铁路流、公路流、航空流等单一流或者多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综合交通流，在知识流方面，包括论文合作、专利和专利转让、人才流动等。

　　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地位。城市群面积约为5.53万平方公里，2021年常住人口7860.6万人，GDP总量突破10万亿元，分别在全国占到了0.57%、5.53%和8.8%。

　　城市客运人流是珠三角城市群联系的重要组成。根据广东省2021年统计公报，珠三角城市群客运量占到了全省的75.6%，是省内客运客运网络关联特征比较典型的区域。

　　中心度：对网络中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联系强度的描述，可分为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分别用于反馈对象的一个辐射能力和吸收能力。

　　选择2021年的250工作日各城市之间的火车、动车、城际、高铁、航班、船班以及城际大巴的客运班次作为客运人流的数据。由此构建珠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间客运人流的矩阵。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网络爬取。

　　珠三角城市群的客运网络呈现多层级特征。广州的核心地位突出，位于第一层级。深圳、肇庆、佛山和东莞处于第二层级，惠州、珠海、中山处在第三层级，而江门则处在最后一个层次。

　　深圳和东莞在城市群内部的吸引力位居前列。从迁入和迁出关系来看，深圳、东莞和佛山的迁入量大于迁出量，肇庆和惠州的迁出量大于迁入量，其他城市迁入量和迁出量大体持平。

　　城市群的入度中心度和出度中心度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广州和深圳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城市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从入度中心度来看，广州、深圳和肇庆的值最高，江门、珠海和中山的值相对要低一点。从出度中心度来看，广州、深圳和肇庆排名前三，而江门的值最低。

　　珠三角城市群联系特征呈现出“双核心+邻城联系”的总体特征。沿珠江从西北到东南轴线的联系较强。

　　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广州和深圳为首。广深作为珠三角城市群重要的节点城市，是与其相邻接壤的城市单元中最主要的联系方式，这种双核模式拥有更强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在区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的重要抓手。

　　珠三角城群的整体客运络密度较高，达到98.6%。其中城际大巴的客运方式密度最大，其次是列车，最小是船班。

　　珠三角城市群的客运出度中心度要高于入度中心度。这表明相较于城市群内资源集聚能力，城市群内资源辐射能力更高。

　　从经济、社会、市场、制度这四个方面构建测度的指标体系。选取GDP、R&D投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这五项指标构建起回归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选取的五项指标都通过了共线性的检验，表明五项指标彼此之间不存共线的问题。

　　GDP、R&D投入和城镇化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通过显著性的检验。显著性验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客运网络结构主要受到GDP、R&D投入、城镇化与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四个因素的影响。

　　GDP与城镇化率的系数分别达到了0.557和0.73，与客运网络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是影响珠三角城市群客运网络的最基本因素。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系数为0.786，是影响珠三角城市群客运网络的直接因素。

　　客运人流的格局方面，从网络节点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客运网络呈现多层级和区域差异化的特征；从联系流线来看，客运流整体呈现“双核心+邻城联系”的特征，其中双核心是广州和深圳，城市的空间网络联系基本形成；从整体网络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客运网络整体发展水平和网络集权化程度都比较高。

　　客运人流的影响机制方面，城市群的客运网络主要受到了GDP、R&D投入、城镇化率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影响。其中，GDP、城镇化率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客运网络联系强度呈正向相关关系，R&D投入与客运网络则呈相关关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深研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上四位演讲嘉宾分别从不同的专业视角阐述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和可持续繁荣的机遇挑战和路径，都非常精彩，选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袁媛教授以《蓝色空间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与规划调控研究——以珠三角水网地区为例》为题报告了她近年来，以构建健康中国、健康城市、健康社区为目标，精准地捕获到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都高度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承载力，特别是蓝色空间（水网环境）的生态短板问题。通过严谨的微观实证研究，构建了蓝色空间与人居环境之间的空间测度方法，探索并揭示了蓝色空间品质对人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路径，并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设计调控建议，是一篇逻辑清晰、技术路线合理、有创新性的基础应用型研究，对构建世界顶级的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郝庆总工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承载能力与自然资源价值提升》为题，在对粤港澳大湾区承载力本底和自然资源价值进行了详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评价了大湾区综合承载能力。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并值得推荐的是，他对大湾区综合承载力的评价不落俗套，不是采用传统的SWOT分析方法，简单地梳理面对综合承载力的适应性和应对性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而是从供需双向调控的思路探讨了资源配置的路径，并探讨了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及生态产品价值提升的路径。资源配置的思路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实证研究的依据，是一篇有探索、有创新的研究成果。

　　哈工大（深圳）赵劲松教授以《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权法律制度创新》为题给参会的听众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在我国尽早系统开展有关海洋法，特别是掌握有关海洋产权法的国际海洋话语权、定价权和发展主导权等实践研究的紧迫性，并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对引领我国在海洋法产权研究方面的优势和使命是显而易见的。听了赵教授的报告，我清晰地感觉到赵教授对我国海洋产权法制度框架的建构和创新路径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思考，比如，海洋金融和科技、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产品商业模式的关系，以及智慧渔业的创新路径等，赵教授的报告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此外，我个人由于近十几年来参与过澳门总体规划和珠海总体规划以及大珠三角规划的论证，也登上过香港国际锚地南侧、归属珠海管辖的万山群岛，深刻感觉到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任何其它顶级的湾区明显不同的是，这里是“一国两制”，包括海洋蓝色空间的归属，也有“一国两制”的特点，这即给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制度和文化多样性的优势特色，也提供了小尺度海洋产权制度创新的实践机遇。

　　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广东工业大学赵亚博教授，他以《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综合客运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为题，阐述了他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分别系统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综合客运网络在交通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人流等多维度的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测度了网络的中心度和网络密度，揭示了客运人流网络节点的传导特征，对把握整体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交通网络系统是构建大湾区可持续和智慧空间结构的重要基础性支撑，本研究对构建智慧、高效、以人为本的大湾区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创新性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四位演讲嘉宾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都是非常专业的，紧扣分论坛的主体，他们在国内相关领域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领衔专家。他们的演讲为这次论坛，特别是为今天下午的分论坛贡献了非常精彩的内容，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向他们四位专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