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委员：关注打击医闹8年最骄傲这两个字被写进刑法

凌锋委员：关注打击医闹8年最骄傲这两个字被写进刑法

　　凌锋委员：关注打击医闹8年最骄傲这两个字被写进刑法

　　默沙东医药代表待遇,医药卫生,中医药市场全国政协委员凌锋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打击医闹”入刑入法，这件事她连续做了8年。她曾提过紧急联名提案，获得高层批示，也曾亲自去新闻事件中调研，了解实际情况。

　　为推动问题解决，她不满意于部委电话答复，主动要求同主管部门官员面谈协商，在立法之前，推动了行政部门先出台政策。这些行动，让人看到一个专业界别的政协委员所能发挥的巨大能量。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南都记者 宋承翰 摄

　　凌锋：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打击严惩医闹》。我为了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工作了8年，终于在2015年，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努力下《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内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就加了“医疗”这两个字，耗费我8年时间，但也是最有成就的。

　　南都：还记得几年前你曾经发起过一份政协医卫界别联名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

　　凌锋：对，那是2014年。那年2月25日发生了南京护士被打事件，就在全国两会前，所以我起草了一份紧急提案，包括我在内，医疗卫生界别一共89位政协委员签字联名界别提案，那份提案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批示。当年4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原国家卫计委5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

　　凌锋：有了五部委的这份文件，相当于对医院里的医闹行为有了法言法语的解释，这种解释明确了相应的刑法适用情况。一年之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医闹”明确入刑。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圆满。

　　凌锋：我去了南京做了调研。当时这位护士是双下肢瘫痪，怀疑脊髓损伤，我自己本身就是神经外科的医生，所以去南京了解了情况，也是以医生的身份去探望了病人。回来就写了这份紧急提案。

　　南都：你刚才说，为了惩戒医闹，在政协委员的职务上前前后后忙了8年，最初的起点是什么？

　　凌锋：最早的开始是原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一份《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发布于2012年5月1日）。这份通告是所有立法最早的前奏，没有这份通告，后面的事情可能都做不成，这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凌锋：2011年，我联合41名委员提出《关于尽快出台整治“医闹”的“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提案。这份提案也受到有关领导高度重视。我数了一下，这份提案大大小小各部门的领导加起来一共批了99个字。后来公安部要来答复我，按照常规，答复可能是打电话，告诉委员他们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政协委员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我当时没有说满意，我说我要面谈。后来，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就真的来我的办公室面谈了。

　　凌锋：当时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要把医疗机构视为公共场所来进行安保，而不是一个内保单位，这样一旦出现了医闹的行为，公安部门就可以介入。公安部的同志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但现实情况是：第一、医院不是公共场所，很难用治安管理条例来执行。第二、医院是内保单位，发生问题主要是内保处理，只要没有发生肢体接触，警察就可以不管。有很多没有肢体接触的医闹行为，比如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等等，这些行为也会扰乱医疗秩序。医院的医疗秩序扰乱了，医生的心理状态扰乱了，谁来给病人看病呢，这些行为都直接损害了患者利益。

　　凌锋：我出了个主意，建议他们出个通告，起码把这些属于医闹的一系列行为都写进通告里，可以贴到医院的墙上，警察抬头一看就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公安部的同志说可以研究一下，一年后通告发布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通告毕竟不是法律，后来又发生了南京护士被打事件。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南都记者 宋承翰 摄

　　凌锋：很重要的是，你的关注点是一个确实需要关注的东西，而且是需要改革的东西，就是你要抓准。我们很多人都能抓准问题，但是要想做成，必须要持之以恒，要特别坚韧地走下去，要不断地去追问，不断地去往下推，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有一句话说，传达一件正确的事，要反复讲7遍。对于惩戒医闹这件事，我持之以恒地做了8年，每年都在想办法从不同的侧面去推动。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很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支持和帮助。

　　凌锋：中国志愿医生是中国医师协会和中国志愿者联合会下面的二级机构，我们现在已有2800多志愿医生，涉及各个学科，我们的任务是扶贫、义诊、救灾、援外。过去几年，中国志愿医生走了全国150多个贫困县，建立了150多个工作站，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凌锋：这次疫情发生后，本来我们有80多个志愿医生已经形成了一支医疗队，要去湖北参与抗疫，由于国家对湖北的医疗救治有统一调度，主要是公立医疗机构的整建制团队，所以我们没有到达现场。但在1月25日，我们就上了线上咨询平台，有几百个医生天天在线上回答患者的问题，间接缓解武汉和湖北医生的压力。

　　南都：现在武汉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全国整体的疫情防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志愿医生还能发挥什么能量？

　　凌锋：我们在持续进行一项关爱医护人员的行动——“你守护世界，我们守护你”。在武汉疫情早期，医护人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坚持顶住，有3000多位医护人员得了新冠肺炎，疾病对肺功能的影响会有长期的影响。我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医生队伍，主要包括呼吸科、康复科、心理、中医这4大类，他们为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提供各种心理抚慰、康复咨询等，目前已经服务了150多人。我们打算后续还要到湖北当地去面对面服务他们。

　　凌锋：比如，我们中国志愿医生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建了一个医疗基地，叫丝路医院。大概是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给医院提出建议，把他们一部分的病房改装成传染病病房。我们做了大量信息和资源对接，也做了培训，告诉他们怎么改造，通风怎么做，通道怎么做，防护服怎么穿；我们运送了两批防护物资给丝路医院，也捐助了一些除瘟防疫用的中药材，希望能够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帮助到他们。当时非洲疫情还没有爆发，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后来在非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凌锋：要让一个民间组织能够独立运转起来是挺难的。中国志愿医生在组织关系上没有行政条线，它是来自社会分散的力量，靠志愿精神聚集。而志愿精神是没有明确行政条线的，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

　　没有这样的行政条线，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循环不起来。这也让我想在这次“两会”中提一个新的提案。习主席最近提出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他提出五项举措中，有一项是“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我的建议是，要动员社会各方资源来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希望可以建立一种机制，能够把社会资源有效组织利用起来。

　　凌锋：也不一定。很多是周围群众的反应以及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遇到的问题时会思考这是否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可以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是否也是帮助到了社会。

　　凌锋：我本身就是中国志愿医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我会尽我的全力，这是我内心的一种追求和召唤，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任务，一个没事找来的活儿，这是我自己内心愿意做的事。

　　有人说，“有钱难买愿意”，你只要愿意，就不会怕苦，不会怕累，也不会怕穷，不会抱怨，不会去求利益，实际上是无所求，但求内心的安宁。你去做，你就安心了。

　　让我最高兴的事情是我的这种追求获得了很多人的呼应，而这种呼应也是对我的一种感动和激励。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让我做起来充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