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父亲在鲁迅心中——“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题的缘起及其他

赵鹏：父亲在鲁迅心中——“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题的缘起及其他

　　赵鹏：父亲在鲁迅心中——“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题的缘起及其他

　　中医药的前景,湖北中医药,亿腾医药赵鹏，文学博士，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在《东岳论丛》《出版发行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体现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篇目之一，其中通过唤醒父亲的自我觉知，实现“救救孩子”的人道使命的思想内涵，历来深受研究者重视。探究其精神来源，所强调的一是其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二是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批判，而关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的影响未有充分的发掘分析。

　　对于周伯宜，鲁迅著述中提及之处并不算少，但常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则多是《五猖会》和《父亲的病》。前者中的严肃苛责的父亲，显出父权的压抑；后者中的病弱至死亡，父亲衰败命运依然对鲁迅的心理造成影响。如果再将这样的父亲形象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关联在一起，很自然地得出鲁迅对父权反抗的结论。然而，还有一些有关父亲的记忆，散落在鲁迅的文字中——父亲抱着他种痘、给他玩具、允许闰土来家里等——这些场景常常会突破父权这一认知框架，显出浓郁的父子温情和鲁迅心中的父亲形象。本文试图从周氏兄弟和族人的回忆中勾勒出一个较为立体的父亲形象，并通过对比周介孚、周伯宜和鲁迅三代人的父亲实践，探究隐藏在文化血脉中父亲角色的完整性，更深入地了解鲁迅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思考角度的复杂性及其现代指向。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1-1896）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在60年代前后正在发生如太平军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和近代工业兴起等事件，在这个变革的环境里，绍兴鱼化桥周氏族人保持着耕读传家之风，被称为“台门货”的知识阶层上升的理想，“其一是科举，中了举人进士，升官发财，或居乡当绅士。其二是学幕，考试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进取，改学师爷，称为佐治。其三是学生意……”[[1]](P155)作为长子，周伯宜既是新台门周家的十三世子孙，也是父亲周介孚追求功名的继承者。

　　从家庭的文化传承上看，周伯宜颇有文采，受到过桥台门同族举人周以均的赏识，他临时写就的祭文令周以均“号啕大哭”，说“文情并茂，打动了他的心”[[2]](P17)，可见他自小谙熟人情表达。他的父亲周福清中进士点翰林时，三个台门同时挂起了“翰林”匾额，周伯宜时年11岁，至1881年春，他参加会稽县县考得中秀才，时年20岁。同年得子鲁迅，这应是周伯宜人生得意时的最高点，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周伯宜多次参加乡试均未中，1894年受科场案牵连，秀才功名被革[[3]](P98)。也就是说，周伯宜的科举之路被彻底终结。

　　在此之前，周伯宜是否只是父亲监管下埋头读书的科举人呢？从周氏兄弟和亲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1879年周介孚赴京就任，家中事务由周伯宜的祖母、母亲和妻子打理，周介孚为官期间没给家里寄过钱[1](P48)，家中经济主要是以四五十亩地向佃户收租为主[[4]]（第7卷，P85）。周伯宜从18岁开始代行父亲之责，参与家中事务，包括与佃户租约和收租，到32岁父亲丁忧回家，家庭经营管理和日常生活都比较平稳，偶尔也有临时抵押借钱的融通[[5]]（P237），但生活和顺，秩序井然，孩子去私塾就学，家中长期雇佣宝姑、阿长、章福庆等人，日常生活水平并不低[[6]]。

　　在家族交往方面，周伯宜熟悉绍兴风俗习惯，对于值年、家祭等家族轮值安排，都能妥善处理。族中有婚丧等事，他常被委托照料，周慰农做总管，伯宜公动文笔，两人是经常合作的搭档。周伯宜也熟悉丧事水陆道场的操办流程，还能给死者穿衣服，以丝绸包裹尸首，亲族中少有人能做此事。周作人称：“台门里的子弟本来都是少爷，可是也有特别的人，会得这些特别的事，伯宜公就是其一人。”[1]（P94）可见，周福清常年不在家，周伯宜不仅让家庭事务正常运转，还以自己的能力赢得同族间的良好交往，他所代行的父亲之责并不差。

　　对比周介孚与周伯宜的性格，两人却有显著的不同。周冠五回忆，周介孚“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意。烦碎啰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5]（P13-15），在其母亲戴老太太去世后的“五七”早晨，便勃然大怒，“用手捶打各人的床铺，连年幼的孙子也被一一唤醒，还愤愤地把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放在嘴里咬得嘎嘎作响，口里喃喃地骂道：‘这班速死豸！’”[2]（P67）。周氏兄弟也回忆祖父“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1]（P125）。而周伯宜遇到事情并不急躁，比如请周子京为鲁迅教书，周子京能力有限，开始周伯宜只是大致修改一下，后来将“东方朔”误为“东方叔”，闹出“公刘抢活狲”的笑线），周伯宜只是苦笑，并未当面评价，随后只是不再安排孩子跟随读书，并没有发脾气，显出容人之量，顾及比较周全。

　　同样，对待家人的态度上，周伯宜也比较温和，不似自己父亲那般苛责。佣人宝姑提开水壶摔倒，周伯宜的态度是“壶敲瘪倒是小事，脚烫坏没有”[[7]]（P91-93）。鲁迅画了‘射死八斤’的画，周伯宜叫了鲁迅去问，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1]（P54）。周建人回忆：“我父亲看上去很严正，沉默寡言，但他对我却不严厉，也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吧，我倒觉得他对我是慈爱可亲的。”[7]（P59）这里所述特征中，“严正”自然应是周介孚的影子，而“沉默寡言”则需稍作推敲，一方面可能有性格的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周家少爷，年少有才、在家持重、社会交往得当，“沉默寡言”应该不是性格的全部，但其间又透出某种压抑的精神世界。

　　鲁迅提及“父亲是读书的”[4]（第7卷，P85），《自传》又说“父亲是秀才”[4]（第8卷，P401），“读书的”或“秀才”，是当时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科举之路，周伯宜并不像同族参加科举的有“读夜书”的习惯，周作人回忆父亲“不曾看在读八股”，也不要求孩子，“放学回来就让他们玩去好了”[1]（P109）。周介孚中举后，极想在台门口悬起“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5]（P15），显然意在希望通过科举让子孙都获此殊荣，对儿子周伯宜参加乡试也写信问“想必和顺”，要求把“场作及题解详细抄来”，又将同年的顺天乡试中的钦命闱题抄录给儿子[2]（P119）。周伯宜或因多年未中举，不“读夜书”，已显出了松懈的状态。而从周氏兄弟所读的家藏图书来看，周伯宜的阅读所涉书目有艺术、语言、医学、神怪等[1]（P107），并非仅限于科举应试之需，显出广泛而灵活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们看《海仙画谱》这样的“花书”，被他发现，“翻看了一回，似乎也颇有兴趣，不则一声的还了我们了”[1]（P54）。

　　从性情和兴趣角度看，周伯宜喜欢喜欢安静，吃完饭，陪祖母说一会儿话，然后常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还会点一盏新潮的带玻璃罩的洋油灯[1]（P190）。他喜欢绿植栽培，桂花明堂有一丛天竹和后明堂有一盆盆竹是他手植的[1]（P59-60）。文章写得好之外，他与周玉田是绍兴兰亭会的成员，是具有相当艺术造诣的书法爱好者[2]（P119）。

　　对于竹子，周伯宜有着特别的兴趣。周作人记述父亲“颇喜竹子”，时常隔窗望着邻居梁家的竹园，感慨地说：“能够在竹林中有一间小楼居住，最是快乐。”所处的隔窗应在后明堂，是一个比较“寂寞”的小院子。周作人解释父亲的话里“多少含有黄冈竹楼及临皋亭的影响”[1]（P60）。“黄冈竹楼”应是宋代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时值王禹偁被贬为黄州刺史，抒发自己愤懑怅惘、落寞茫然又不甘失落的心情；“临皋亭”应指宋代苏轼的《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8]]（P2278）显出历经沧桑后旷达通透、返归自然的人生态度。周作人这里虽然只是揣测父亲的心情，但却透露出周伯宜对功名看淡的倾向，将遐思移情至现实压抑的境遇里，显出对藏身尘世之外隐士生活的羡慕。

　　与竹子这种文人气质相宜的，周伯宜还有饮酒的习惯，平日每晚都要“晚酌”，酒量也很大，“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吧”，喝了酒给孩子讲故事。与周福清常讲《西游记》不同，周伯宜给孩子常讲《聊斋》，这些故事一方面是迎合孩子的好奇，另一方面也同样显出周伯宜内心潜藏对人生境遇的愁苦和向往，“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线）。

　　如果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周伯宜，在阅读、文章、书法、喜竹、爱酒、理解孩子，以及透出文人气质和情怀的端倪中，让人不禁想到魏晋之风，想到嵇康的不羁和洒脱。有意思的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嵇康被杀时写给十岁儿子的《家训》，“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

　　4]（第3卷，P537）嵇康是会稽人，鲁迅二十余年坚持校勘《嵇康集》，在嵇康的身上，他或许看见了与父亲精神相契合的地方：在不羁又压抑的性格中苦闷于父辈对自己人生的设定。

　　周介孚给儿子设定的是“子从父业”的路，而周伯宜给儿子设定的路是“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可见，周伯宜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如自己一样，这种做法在绍兴家族文化中可谓“不肖”，选择这种人生是需要勇气的。周作人解释：“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1]（P64）周氏兄弟后来的确摆脱了“子从父业”的规则，不过，如果论及希望孩子走出固有秩序的束缚，却从周伯宜就已经开始了。

　　汉语中刻画父亲形象常用“父爱如山”一词，所谓“山”，恰好可以解释父亲的两种形象，其一是宽厚包容，其二是高大威压。周介孚是周伯宜的山，他以身作则，以《恒训》训诫子孙，用父亲的威严，致力于家族昌盛，这座山是引领式的、骄傲的、遥不可及的，但也是压抑的、威迫的、不容忍的；周伯宜在脾气和性格上，与父亲迥异甚至相反，他沉默寡言、谨慎周全、平和稳重的性格里，透着处于父亲光环下的被动和消极。

　　从鲁迅出生至父亲去世，父子相伴了不到16年。对于鲁迅的成长而言，父亲一直在场，父亲带来的应该有家庭之主的权威，但父子之间血脉相连的点滴影响，也会成为精神层面的传递。如果说鲁迅激烈、反抗、不屈的性格中有祖父周介孚的影子，那么在爱好志趣、生活习惯、持家能力、接人待物方面应该多来自父亲，更需要注意的是，鲁迅沉郁、理性、冷峻、疑虑这些内在的性格特征，有天生的性格，也应该有来自父亲的影响，包括父亲生病到死去的过程，成为锻造鲁迅性格和气质的最强烈的因素之一，鲁迅后天形成的这些内在特征，或许才是更值得探究的性格底色。

　　日常生活中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突发的极端事件则会产生一种强烈而巨大的冲击。从周伯宜历时性的遭遇看，自1893年开始，他就一直处于强烈的意外冲击之中。早在1888年，女儿端姑1岁不到就因天花夭折，他亲笔手书墓碑，“一边写字，一边还不断地流着眼泪”[7]（P39）。到1893年，命运的打击正式显现出来，先是感情很好的祖母去世。父亲周介孚丁忧回家，“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1]（P11）。1894年科场案事发，父亲入狱，周伯宜的秀才功名被革。1894年冬，周伯宜突然“吐狂血”开始生病[1]（P128）。1895年，周伯宜的妹妹康官生孩子时死去。同年，同族关系甚好的周子京赶考未中投河而死，周伯宜为他料理了后事。自此开始，他的情绪就变得不稳定，“常常会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变得神魂不安”[7]（P91-93），随后病情不断加重，至1896年死去。

　　面对父亲周介孚入狱的变故，周伯宜的应对是妥当的。首先是安排家人避难，其次寻找机会设法疏通搭救，第三是让生活逐渐重新回归正轨。在相关的回忆中，周伯宜所背负着这些苦难并不轻易说出来，显然他的精神压力很大，又试图保持理性，发脾气摔了碗，会袒护鲁瑞，自责脾气不好，“心里难过，不知不觉就发起脾气来了”[7]（P96）；生病后，对自己的病也有清醒判断：请了大夫陈莲河，说用丹“点在舌上……因为舌乃心之灵苗……只要两块钱一盒”——“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陈莲河觉得不见起色，又建议“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这也许是前世的事”——“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4]（第2卷，P297）：这两次描写父亲“摇摇头”，表明他实际已经明了自己的病情，内心清楚无法依靠当时的医生。

　　父亲的态度直接影响了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在《父亲的病》中以近似戏谑的口吻嘲讽这些中医所开的药物。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对获取药物的描写，正好显出鲁迅为了拯救父亲而近于疯狂的举动：要找寻两三天的“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坚持了两年；“原配”的蟋蟀，他认为“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十对也容易得”；“平地木十株”是“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败鼓皮丸”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父亲“吃了一百多天”等[4]（第2卷，P295-297）。对比《药》中一些细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鲁迅对父亲的情感：华老栓因渴望得到药，脚步变得轻快，又怀疑这药是否就能灵验，在黑沉沉的街上走那灰白的路上[4]（第1卷，P463-464），不断捶打内心的焦虑和期盼，这些求药过程中的动作、心理描绘得非常详细，与其说是鲁迅的才气，不如说是他的切身体会。周建人记述大哥“从不推托，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喊累。母亲吩咐他做什么，他就把事情办妥帖，把钱、当票、药包，如数交给母亲，清清楚楚，缺什么药引，他再去找。这副样子，俨然是个大人了”[7]（P97）。

　　在因父亲而引发的加速成长中，鲁迅经历着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亦如《药》中，华老栓敏感的内心迎接着周围可憎的面目：康大叔、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以及二十多岁的人，这些人原是生活中熟悉的人，而正是他们，让华老栓一家品尝着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睁眼看着人们在自己身上对利益精细盘算，被迫陷入别人家族内部的权力和阴谋。在“看见世人的线），鲁迅是周家少爷，是每天按时去学堂的顽童，是一个喜欢看书、画画、与弟弟玩闹、好打抱不平又无忧无虑、每天想着新奇的事情的少年。

　　如果将鲁迅求医给父亲治病的过程视为他内心压抑的历程，那么父亲之死就将这些压抑推到了最后的爆发。当他见到父亲临终前的痛苦，“我”电光一闪间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吧”，但又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从亲情上，因为深爱才希望他尽早结束了痛苦，但从父子伦理上，又不该盼望“喘完”，觉得是“犯了罪”，对父亲深厚的感情中夹杂着复杂而真切的矛盾。这些还未来得及整理，又被迅速拉回到伦理秩序的现实，被催促喊叫父亲，父亲痛苦地让他“不要嚷”，而“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最终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4]（第2卷，P298-299）。对比鲁迅心中的纠结，他的“错处”并不是伦理的义务未完成，而是领会了自然亲情和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他试图从生命角度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情感，而父亲已经被定义为社会秩序的象征，需要按照伦理规则的固定方式去呈现作为儿子的仪式，“使他只听得叫‘爹’，却没有听到有人向荒山大叫”[4]（第8卷，P119），也就是说，就算在死亡面前，儿子也没有机会表达对父亲的自然亲情。就如“我很爱我的父亲”，这一句简单而直白的表达，在中国从古至今的父子关系中是很少见的言辞，父子之间甚多的是沉默和沟壑，只有在极端事件中才有机会看到父子之爱，伦理的规则覆盖了亲情的展现，也构成了精神上的缺失和压抑，“爱”成为父子之间难以练习和倾诉的话语。

　　《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祖母丧事中，听任别人的安排，表示“都可以的”，随后直到大殓完毕，人们都要走散时，才像狼嚎一样愤怒又悲哀地哭出来，这是“安排”之外的真实表达，而这种真实居然让人们“手足无措”[4]（第2卷，P90-91）。这一幕也让人想到鲁迅所喜爱的阮籍，在得知母亲去世，待棋局结束，吐血数升[[9]]（P14）。周作人回忆父亲去世时，大家在父亲“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并没有衍太太这样的人物，周作人认为“衍太太”只是增加“小说的成分”，也认为这种作为民间的习俗，“一点儿都没有诗意”[

　　[10]]（P41-42）。显然周作人只是从艺术的角度考虑，而难以体会鲁迅的刻骨感受，不明白鲁迅所试图表达的是父子之间未有机会表达真实的情感，更不理解鲁迅试图以重构规范的文学表现提出问题，包括父亲即将离世的呼喊也变成一种伦理上的规范要求，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作为弟弟的身份，对于长兄这一角色的复杂性认识在周作人的表述中有着更多的个人偏好在其中。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2]（P15）哀痛中还有着斥责之意，但仔细品味，其中亦包含着自责。1902年鲁迅回到绍兴，计划去日本留学，带回来考得一等第三名的毕业证书，“祖父看了听了，‘唔’了一声，不反对大哥去留学”[7]（P97），苛责子孙的他已经放下了脾气和要求。1919年鲁迅回绍兴变卖家产，将在圭山周氏殡屋内殡了近二十四年的父亲灵柩，迁往阮港同祖父祖母葬在一起，随后与周建人一起扫墓作最后的告别[2]（P64）。在《故乡》中，我们能看到鲁迅从故乡离开时悲凉哀伤的心绪，而更沉重的问题是对于未来命运的回答。宏儿问“什么时候回来”，“我”惘然地想“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4]（第1卷，P510）。这种父与子的问答方式中，所表达的情感实际是对故乡复杂的情感：故乡看似还是一样的衰败景象，但在儿时，那是新奇的世界，父亲死去后，一切都变了，家也消散了，离开故乡实际是与有父亲陪伴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的最后告别，对比面对宏儿的态度，鲁迅对于父亲角色的体会已经发生了逆转，父辈的威严已经消弭于孩子的未知走向之中，生命的关联显出真实的情感表达。

　　至此，再回看鲁迅文本中与父亲的情感交集，“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让鲁迅拜和尚为师[4]（第6卷，P596），又父亲“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还举行了种痘的仪式，“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4]（第8卷，P385），而鲁迅自嘲遗传父亲成为“牙痛党”[4]（第1卷，P263），在《二十四孝图》中用嬉戏的语气说，还好父亲没有完全按照孝道行事，“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4]（第2卷，P263），这种只有在父亲面前的顽皮状态，是不经意地流露出的父子温情，显然他对父亲有着深沉的怀念。这里不得不再看《五猖会》，父亲形象虽然有父权的意味，对最后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4]（第2卷，P273），可以稍作分析：如果父亲平日里就是一种权威的态度，儿子自然是习惯的，对于这种态度反而不用“诧异”，“诧异”是因为平时并没有这样的表现，父亲突然显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才让“我”和家人都迷惑不解，与其说这是对父亲“父权”的反抗，不如说是失去父亲的精神失落。就家庭的现实情况而言，造成父子亲情被遮蔽的根源不是父亲，而是延续了父亲与父辈所遵循的权威本身，鲁迅在此处所尝试探讨的不是父亲形象的问题，而是限制的行为对孩子造成的精神伤害，这种限制的行为根深蒂固，并非父亲的发明，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做父亲”的方式是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也是遮蔽真实的伦理状态，鲁迅要挑战的并不是象征权威的父亲，而是构成这种约定俗成的逻辑本身。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父子之间本来就有极自然的一面，《国风·魏风·陟岵》中有“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11]]（P297）这是父亲对儿子多保重盼早归的谆谆叮嘱；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中“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12]]（P673）诗中显出对孩子浓烈思念和无限疼爱；苏轼《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13]]（P2535）其间所流露出令人感慨的矛盾，在表现父亲焦虑的同时，这些都证明将传统父子关系只突出其对立的粗率和简单。

　　周家三代人对于孩子未来的构想，其中也有不少值得玩味的东西。周介孚所抱持的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理想，而周伯宜向往的是“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到鲁迅思想中，则变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4]（第1卷，P135），还有“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4]（第1卷，P510），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显出社会变革和父亲地位变化的图景，另一方面，父亲也在各自适应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随之改变，无论是周介孚的投身宦海，还是周伯宜的静默养性，或是鲁迅的启蒙呐喊，都在各自努力担负着父亲的角色。但是也正因为三代的父亲都在努力，我们对于这三种方式的对错是无从简单判断的，因为在社会和家庭实际环境中，父亲根据自己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判断去勾画孩子的未来，所借助的可能有父亲的权威，但还有父亲所应履行的责任、所应给予的熏陶、所应提供的动力和所应付出的情感，父亲的存在并不是只有威压，而且有天性伦理中的义务和职责。

　　父亲本来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家庭角色，但在父权话语下，“父亲”就与“家长制”“纲常”“孝道”等有强烈批判意味的“父权”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启蒙/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父亲角色阐释和解读也往往会从“父权”的角度进行，这既构成了《五猖会》父亲形象的预设分析角度，也成为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解读的基本框架，这一预设虽然分析出了父亲角色、父权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关联，但也对父亲角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形成了遮蔽。

　　吾族于建国以前，实先以家长制度组织社会……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14]]（P11）这一梳理揭示了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构成和父亲角色的基本位置，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对家庭伦理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亦即家长制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来如此，便对么”指向的不是某个父亲角色个体，而是社会共识和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秩序，启蒙运动所要批判的是强权的压迫和绝对服从的要求，呼吁的是个体的自由和新的社会秩序，就父亲角色的变革而言，鲁迅在其中提出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目的在于从自己这一代人的觉醒开始，希望自己和父辈的遭遇不再重现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一变革并不是让父子角色易位，而是强调父亲的爱和责任，是个体的生命和自由独立精神的追求，是以父亲为现代主体的伦理重建。

　　而颇为吊诡的是，从近代社会变革开始，对父权的批判和对父亲的叛逆常混为一谈，父亲似乎天然地成为秩序的代言人，这无形地割裂了父亲角色的真实性，也将父权的作用施加于启蒙/革命的任意对象，尤其对家庭和社会的变革，宁可简单地以严肃、压迫、专制、黑暗以及暴虐对父亲进行命名和抨击，也不愿正视父亲角色本来具有的温暖、宽广、庇护、理性、承担以及可依赖、可跟随的自然属性，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启蒙精神和现代意识吗，父权阐释下的父亲形象与它的真实存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回看周家三代父子，他们在既有的秩序中都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又都在所在的艰难社会环境中试图给孩子最好的选择，在父亲的实践中都希望将对孩子的教养、培育、期望化于日常的表达，从而成为既能够守护家庭，又对孩子的成长尽到教育之责任父亲。这种缘发于父亲的天然义务，既绵延着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底层的精神脉络，也对其家庭成员的成长提供了复杂的影响。

　　那么，应该反思的是近代社会变革中以父权批判为主的伦理变革下，对父亲的重新定义是否只触及问题的表面，对父亲笼统概括和批判是否存在用力过猛之嫌？本应呼唤天性觉醒的启蒙，却在分别以现代命名和传统命名的文化隔离中，造成了对父亲角色完全的颠覆式的否定和瓦解。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可以是：亲情是否在家庭革命中被彻底忽视，父权是否成为了父亲的代名词，以及父亲角色在家庭和社会中跌下神坛后去了哪里？再进一步，假如父权是父亲的代名词，那么现实的结果究竟是以启蒙为名重新定义了父亲，还是以理想为名夺取了现实的父亲所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追溯父权概念的产生，究竟是因为父亲的存在才形成了伦理秩序，还是因某种意志的需要，父亲成了意志的替代，当意志的力量强大或转化为无形后，父亲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具象之物就被彻底抛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无意为专制伦理招魂，也无意否认父权的存在，正好相反，推翻一个旧秩序的专制父亲，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诞生一个适应于新秩序的现代父亲。同时，树立一个纯粹的黑暗的暴君形象可能是为了提供文化上的弑父以合理的理由，也可能为建构一个新的文化意识的想象，包括对理想父亲的想象提供根据。但一个被有意命名的旧的父亲被顺利推翻，随着父亲形象落后、消沉、木讷、苦难面貌的建立，有关父亲温情、负责的表现，在文学却常常显得欲言又止，即便如鲁迅所说“我很爱我的父亲”的表达，至今仍然弥足珍贵。显而易见的是，真实的父亲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被悬置起来，启蒙已经开启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对父亲意义的探索，还需要揭开有裂隙的壳，继续深入下去。

　　那个被曲解或被简单化周伯宜，在有限的资料中，仍会看到在周氏兄弟的笔下并非一味的威严和强势，更有温情、可敬，甚至脆弱的一面，通过阐释鲁迅与父亲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在勾勒出鲁迅郁结在心中的父亲情结，重新反思启蒙/革命话语对中国家庭、社会走向的意义同时，更需要从流行的观念中沉潜下去，借途探究中国文化结构的底层，去看摇摇欲坠中又还在起到支撑作用的那些血肉相连的部分。

　　沿着近代启蒙者一代人所做的努力中，父权的话语下也有着父亲温情的潜流，冰心的“听你说你的海”[[15]]（P24），表达的是父亲的宽阔胸怀；丰子恺《作父亲》中难以教给孩子口是心非[[16]]（P95）；朱自清的《背影》是重新审视父亲角色和父子关系，以及当启蒙者也成为父亲角色时，与父亲角色所达成的精神上的和解。这是父权概念难以概括的复杂状态，至少需要还原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立性，让一度沉默的父亲发出属于他的声音，从而看到“父权”之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在他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中所接纳和传递的是怎样的精神指向，以及他对孩子的实际影响才显得更为真实。重新审视父亲角色，不仅仅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递，是伦理觉醒后的缺失和补偿，也是从父亲这一代人所试图建构的自我意识和变革努力。

　　对于父亲角色的现代转换，如果将“启蒙”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努力方向，从家庭伦理秩序的变革开始，父亲这一角色的伦理建构需要成为审视的核心对象，他不仅关系到家庭结构，也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原点所在，当中国社会经历了若干的尝试，对于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言的秩序，甚至更高的象征，需要正视其本身的构成和肌理，需要细查其与中国传统文明血肉相连的组成部分，才能区分众多不同的因素，如与生命关联、人性的、个性的、被塑造的、被改变的等潜藏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包括家庭中父亲的缺失，社会层面父亲的替代，象征层面父亲的迷失等等，种种面相实际都构成了父亲问题。

　　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及至‘政治是决定一切的’思潮席卷中国，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17]]（P44）即便是对父亲形象而言，在经历了长期的以颠覆为主旨的启蒙/革命话语阐释之后，我们也应从中国文化传统和自然亲情中寻找成为真实的父亲的伦理和情感之源，重新将父亲放回家庭和亲情背景中去衡量，从中国传统文化流变的历史与追求理想主义中，重新认识那个被近代以来的中国置于缺失地位的父亲，从而为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讨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