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杰：向现实妥协——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种解读

王国杰：向现实妥协——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种解读

　　王国杰：向现实妥协——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种解读

　　生物医药行业,速拓医药管理系统,长春中医药大学招聘王国杰，现为安徽省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鲁迅的思想成长过程中，“弃医从文”无疑是最重要的转变，由此也确立了鲁迅的人生目标，所以关于此次转折的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的立论仍然是从鲁迅自己的叙述出发，进行一些佐证型的研究，而对整个弃医从文事件缺乏历史性的考察，未能做出足够客观性的评价。本文试从鲁迅性格角度，重新梳理鲁迅人生选择的深层心理，从而找出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想法。

　　关于鲁迅从事文艺的缘起，各种传记中都认为是“幻灯片事件”的影响，例如陈漱渝的《民族魂——鲁迅传》中写道：“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毅然决定中断学医，改用文艺为武器进行革命的启蒙宣传。”[1]朱正的《鲁迅传》写道：“现在突然遇到这强烈的刺激，于是他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2]不仅如此，林志浩、吴中杰、小田岳夫、高旭东等人写的鲁迅传也都采用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这个细节是确凿无疑的，但追究起来就会发现，这竟然是鲁迅自己的说法，并无其他证人的证明。在文学研究中，凡是孤证都是值得质疑的，更何况是当事人自己的叙述！查找鲁迅作品，可以看到鲁迅至少有四次提到过这一事件。第一次是《呐喊·自序》中的讲述：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439

　　这段文字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之前，他回顾了自己前半生思想轨迹，为小说集所写的序言，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发表在第二年的《晨报·文学旬刊》上。

　　第二次讲述是1925年，他在《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道：

　　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4]

　　第三次提到是在1926年，鲁迅集中撰写了十篇回忆散文，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其中的《藤野先生》这样描述“弃医从文”事件：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5]317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6]342

　　鲁迅在这四次回忆中都说得很明确，这次事件促使了他的思想巨大转变，即从学医转而倡导文艺，但是除了鲁迅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因为鲁迅当时是仙台医专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而这件事他此前也未对朋友说起过，况且思想转变是内在的，旁人也不能窥视出来，所以他的回忆也就成为了孤证。对比四次叙述，其中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第三次说是枪毙，其他几次却说是斩首；第一、第三次说有中国人围观，第二、第四次却没有。鲁迅没有解释为什么几次回忆会有不同，但是他明显在不断强化这个事件的真实性，首先就是重复叙述，强化记忆，在几次叙述中都强调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其次，他把事件凝练成一个个人情结，他虚构了“铁屋子”意象。在《呐喊·自序》中，他讲述了钱玄同邀请他为《新青年》撰稿，他把愚昧的民众比作铁屋子中的沉睡者，认为唤醒他们反而给他们增加了死亡的痛苦，这个铁屋子和民众，也就成为他在《呐喊》和《彷徨》中对鲁镇人生活状况的形象概括。1930年代他谈起自己创作观念时说，仍然说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7]这依然是在向读者讲述自己在“弃医从文”事件中形成的对中国民众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是循着鲁迅的讲述，把“幻灯片事件”中的场景的真实性加以强化，例如鲁迅看到幻灯片中的麻木旁观者，后来就总结出了中国民众具有普遍的“看客”心态，“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3]170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概括出了“看/被看”的结构模式：“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8]这个结构模式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这就从学理上证实了“幻灯片事件”的存在及其对鲁迅社会认知上的影响，以及“幻灯片事件”的存在。

　　近年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其中最尖锐的声音来自日本。2004年，日本的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举办了纪念鲁迅留学东北大学一百周年活动，出版了《鲁迅与仙台》一书，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翻译出版为《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收录鲁迅在仙台的珍贵资料和几篇评论，其中渡边襄的《鲁迅与仙台》对幻灯片事件的细节进行了考证，他发现鲁迅在《藤野先生》、《呐喊·自序》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传叙略》中讲述的时间、地点、处死方法、旁观者、医专学生反应和鲁迅看法等方面有差异，甚至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他也查看了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医学系细菌学教室里保存至今的日俄战争幻灯原版片，原来总共是20张，现在只剩下15张，在这些尚存的幻灯片中并没有鲁迅所说的场景，而且他推测即便是已经丢失的幻灯片中，“有处死俄探画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他又调查了当时校外的幻灯片放映情况，“从当地报纸上有关放映电影的报道中，还有《实记》吉泽商店的影片广告上，都没有找到处死中国人俄探这样的标题。另外，从1906年1月到3月，仙台市内没有上映电影。”因为3月份鲁迅就正式办理手续退学了，也就是说，鲁迅退学之前的三个月内也不可能在电影院看过此类电影。渡边襄的所有材料考证都指向一个观点，即鲁迅所说的幻灯片很可能不存在。同时渡边襄也考察了当时的新闻报纸，发现其中常有关于中国人做俄国侦探而被日本人杀害的报道，“有关处死中国人俄探的记录，作为新闻报道、插图、剧照等刊登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可以认为，鲁迅在仙台医专期间对这些是有所见闻的。”[9]这似乎在暗示我们，是鲁迅把报纸新闻错记成了现场观看。2006年在绍兴市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大村泉又重提了渡边襄的调研情况，并明确指出，《藤野先生》中的幻灯片根本就不存在，只是鲁迅虚构的小说情节，“我们认为，与其把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看作是一部‘回忆性散文’（基于史实的自传），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以自传的风格所写的小说更为妥当。”[10]尽管大村泉的观点随即得到中国学者王吉鹏的反驳，但是至今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幻灯片的确存在，仍然只有鲁迅自己的孤证。

　　中国的有些学者没有直接否定幻灯片事件，因为没有直接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它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却通过周边事件的考证研究，弱化了幻灯片事件的戏剧化效果。例如李兆忠就认为，“幻灯片事件”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学医和从文都是源自鲁迅深切的人文关怀，“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并非缘自单一的‘幻灯事件’，深层地看，更是文学家的天赋、世界观与超人气质在起作用，这似乎证明了理性意志终究敌不过天赋本能。”[11]孔昭琪也认为，鲁迅选择弃医从文，除了启蒙的因素之外，他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也是重要因素。[12]中国学者虽然认可“幻灯片事件”对鲁迅思想转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也不赞同它是唯一的影响，这就使得“幻灯片事件”的戏剧化效果得到了弱化。

　　至于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我认为这种选择与时代潮流、鲁迅的性格都有关系。关于鲁迅的性格，学界往往强调他与现实决然对立的一面，却少有人谈及他与现实妥协的一面。回顾鲁迅的人生历程，并不乏与现实妥协的例子，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中专节论述了鲁迅性格中的妥协面，例如遵从旧式仪式为祖母送葬，戴上假辫子迎娶母亲为其定亲的妻子朱安，王得后说，“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与鲁迅最憎恶虚伪的性格不合。事实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性格是生动的、有层次的和复杂的。”[13]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被章士钊免职之后，起诉到平政院，为接待喜欢传统学术而反感西方新学说的平政院长汪大燮，鲁迅把大批日本和西方书籍搬运到别人家，以给汪大燮留下守旧的印象，孙伏园认为，“后来这官司果然鲁迅先生打赢了，就是因为汪院长痛恶章士钊的无父无君，而深深同情于鲁迅先生维持礼教的原故。”[14]以上这些都说明鲁迅性格中有与现实妥协的一面，只不过我们总是把鲁迅当作意志超常者看待，就忽视了他平凡的一面，其实鲁迅也是从一个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鲁迅，他并非有超乎常人的异秉，同样是从现实中摸索自己可能的出路。

　　1926年，鲁迅在平和的心态下写了系列散文“旧事重提”，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鲁迅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也公布了一些人生选择过程中的真实想法，例如《琐记》谈到自己的求学缘起，就有了新的解释。首先，为什么要离家？并不是像《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主动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而是敏感的青春期少年被邻居衍太太的谣言深深地刺痛了；其次，为何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南京求学？也不是有救国图强的雄心壮志，而是因为绍兴的新学堂在城内被传为笑柄，自己难以忍受，杭州的新学堂学费又太贵，只得远赴南京去上免费且远离故乡的新学堂，这在1934年的《自传》中也得到了证实：“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6]401并且还同意叔祖为自己起了假名周树人，防止被故乡人获知后而继续嘲笑，“他（周庆藩）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后来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也仍是用的这个名字和号。”[15]尽管“树人”这个名字内涵也不错，但鲁迅肯定知道叔祖为他改名的用意，自己更换学校之后仍然沿用这个名字，也就是认可了叔祖的看法。至于为什么要留学？《琐记》中说到，最直接的问题是所读学校就要被裁撤了，学校依托的矿山也关闭了，鲁迅既没学会当水兵，也没学会采矿，“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于是对找工作“茫无把握”，“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5]307所以只得出国留学了，全然没有《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寻求救国维新之路的崇高志向。《琐记》中只讲述到此，没有继续讲述为何要学医的原因。

　　《呐喊·自序》中说是知道日本维新是从医学，也是为了变革社会的理想，由此建立了一个家国同构的理想叙事，但是至此我们已经明确得知鲁迅在此文中有关离家和进新学堂的理由是虚构的，那么有关学医的理由也是值得怀疑的。此时的鲁迅身在南京，受时事政治的影响很大，他的选择应该与现实紧密相连了。戊戌变法运动也是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选择的，康有为建议光绪变法的学习榜样，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两国都是在维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变法，两者之中，康有为又更倾向于日本，原因是日本与中国相似点很多，“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16]189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派遣留学生的折子中也说到，“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7]171在这种共识之下，于是清政府有意识地鼓励赴日留学，再加上维新派的大力宣传，社会上迅速形成了留日热潮，留日学生总数迅猛增长，据统计，1896年中国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仅有13人，1898年则派出了48人，1899年派出86人，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达到了161人，1901年增长到274人，1902年涨到了608人，之后更是成倍增长，1903年达到1300人左右，1904年达到2400人，1905年达到8000多人，1906年就达到了12000多人。[18]依照鲁迅的条件来看，他并不适合留学，父亲已经去世，家境破败窘困，两个弟弟年幼，正需要有人赚钱养家糊口，况且留学初始，国人都很陌生的时候，鲁迅又是以什么理由母亲同意他远赴异国他乡求学的呢？仅仅是一个救亡图存吗？恐怕这个理由连鲁迅自己都说服不了。这其中还另有隐情。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求学南京期间（戊戌年十一月初六），曾回乡与周作人等参加科举考试的县试，当年有五百多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总共十图左右，县试共有四次，鲁迅只参加了第一次考试，结果出来，“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尽管鲁迅在考生中的名次在中等之前，但是按照名额计算，只有第一图里的考生有希望，因为“每‘进学’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所以如考在第十图里，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在十多年以后了。”[19]鲁迅的名次是第137名，离第40名的距离也还远，考中的几率很小，虽然鲁迅没有参加后面几次考试，但是周作人和仲翔、伯文参加院试之后，也只有仲翔考中了最后一名秀才，这说明初试成绩很具有参考意义，照此来看，鲁迅在科举的路上没有什么希望，于是也就好理解为什么他之后便未再回来参加科举了。鲁迅在《琐记》中说创办矿路学堂是为了开采某座矿山，后来采矿荒废了，学生也就无处可去了。在这个时候，此时他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鲁迅就要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了。一方面，除了科举之外，青年学生确实是无路晋升了，只能出国留学碰碰运气，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鼓励留学的政策，给了这些科举失意者一线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曾上奏给予留学生回国后可以做官的待遇，“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也。”[17] 175 1901年，封疆大吏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给予留学生与科举相同待遇，“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17]58 1903年清廷向全国转发了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正式确定了留学生毕业与科举功名的对应关系。对鲁迅这样一个毕业即失业的青年来说，留学或许是他唯一的希望，也可能是他说服母亲同意他继续求学的理由。

　　而鲁迅之所以决绝地退学，绝不会只是“幻灯片事件”的一次冲动，它顶多算是导火索，因为从现实情况来看，此时鲁迅并无一技之长，他绝不会因此就做出人生重大选择，背后肯定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鲁迅对学医其实并无太大热情，他只是一时冲动而选择了这个专业，“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4]这表明鲁迅并不是对医生这个职业有所向往，而是对这个职业在日本曾产生的历史作用产生兴趣，所以一旦真的进了医科学校，才发现学医并没有当初想得那么简单。1904年8月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学习，29日他就给好友蒋抑卮写信，对医学课程表达了强烈的反感，“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20]这封信足以说明医学难以激发鲁迅的兴趣和热情。但他仍然坚持了两年，直到1906年才退学，原因就是他还没有下定决心退学。是什么让他下定决心呢？我认为是现实的逼迫。1903年清政府正式公布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规定，“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八年），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17]183仙台医专就属于高等学堂类，按照这个章程要求，鲁迅必须以优等文凭毕业才能获得举人出身，而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平均分是65.5分，在142名学生中排名第68位[21]，这个成绩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不错，但是想达到优等也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他毕业之后回国，被认定为举人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鲁迅处于这种痛苦的境遇：一方面他既不喜欢学医，另一方面即使学成毕业，回国后也没有就业前途。于是鲁迅就像当年放弃科举一样，放弃了学医，这个选择是鲁迅面对现实境况的无奈，也是与现实的妥协。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抉择，固然与幻灯片事件相关，但也不完全是因此而发生。鲁迅自己建构和不断强化“幻灯片事件”对自己思想转折的影响，目的只是强化自己人生的戏剧化效果，至于其真实性是颇值得怀疑的。我们要从鲁迅的性格方面归纳其选择行为的特点，关注现实境况对于青年鲁迅人生选择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鲁迅还不具备中年鲁迅的那种强大意志，与现实妥协是个“弃医从文”的更合理的解释。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1;

　　[9][日]渡边襄.鲁迅与仙台.大村泉编.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解泽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70—76;

　　[10][日]大村泉.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绍兴文理学院等编.鲁迅：跨文化对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86;

　　[12]孔昭琪.兴趣与爱好：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2）;

　　[13]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86;

　　[14]孙伏园孙福熙.孙氏兄弟谈鲁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5;

　　[15]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5.

　　[16]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翦伯赞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4;

　　[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71、175、58、183;

　　[1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9-61

　　[21]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1.